一、接到命令去接收那些受伤和生病的战俘
1953年春天，4月份那会儿，我还在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第四医院管理局政治部的保卫科当头儿。有一天，军区保卫部来电话了，说让我去沈阳接个任务。到了沈阳，军区保卫部的肖野副部长就跟我说了：“朝鲜那边停战的事儿还没正式签字呢，但两边已经商量好了，要先交换伤病战俘。你呢，带两个手下，去朝鲜接收从美军战俘营换回来的这些伤病战俘，人数大概有一千多。他们一回来，就得由你们医管局的26陆军医院负责治疗。你们这次的任务挺重：得查查看，美国和蒋介石那边的特务，有没有趁着交换战俘的机会混进来；美军在战俘营里都用了啥狠招对付我们的志愿军俘虏，政治上怎么迫害他们；我们的俘虏在战俘营里是怎么跟敌人斗的；还有，哪些俘虏叛变了，当了特务，还狠心地折磨那些想回家的同志；另外，还得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些特务机构，是怎么通过‘随军牧师'这些人，在我们俘虏里挑人，送到日本训练成空降特务，然后再空投到我们这边来的。说完这些，他就给了我们一封军区政治部写给‘中朝谈判代表团'的杜平和乔冠华两位同志的介绍信，让我们拿着这封信去朝鲜，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我和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保卫科的两个同事坐火车到了安东，现在叫丹东。在后勤部安东的办公点办好了去朝鲜的手续，然后每人换了点朝鲜钱，买了点路上吃的，像面包、香肠啥的。那边还给我们安排了一辆美国造的吉普车，开车的是个小年轻，才19岁，我们心里都挺忐忑的，生怕路上有啥闪失。到了晚上，我们过了鸭绿江上的铁桥，就到了朝鲜的新义州，接着就一路往南。路上时不时就有敌机来扔炸弹、开枪扫射，山上的防空哨兵一发现就开枪报警，路上的车全得停下来，等敌机走了才能再走。经过平壤的时候，我们一看，整个城市都被敌机炸得稀巴烂，要不是还看到点有轨电车的轨道，根本认不出来这就是平壤。
第二天中午，我们终于抵达了开城。找到中朝谈判代表团，他们安排我们住进了招待所。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代表团里有没有总政保卫部的同事，结果得知有位蔡秘书在这儿。我找到蔡秘书，先简单介绍了下自己，然后说明了我们是来负责接收病伤战俘的任务，希望能得到他的协助和建议。他说，咱们去外面聊吧。于是，他带我走到一个小山坡上坐下，开始跟我讲述他所知道的美军战俘营的情况。我好奇地问：“战俘营里有没有我们的人？”他摇了摇头说：“没有，就算进去了也很难待下去。不过，战俘营里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和外围组织，他们带着被俘的兄弟们跟敌人斗智斗勇，赢了不少胜利。”我又问他工作时要注意啥，他提醒我说：“在板门店的记者里，有不少美蒋特务，他们特别留意新面孔，看到新面孔就会拍照，用来研究我们的人。要是发现有人拿相机对准你，你就别管他，转过头去，别让他拍到。还有啊，记者来采访，一律别回答。”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才回来，我把学到的东西跟两位干事说了。这次聊天，对我们的工作真的挺有帮助的。
1953年7月27号，朝鲜和中国这边，跟联合国军那边，正式在一份协议上签字了，这份协议就是朝鲜停战协定。
二、重返祖国大地
志愿军伤病战俘回国看报（田力拍摄）一群志愿军伤病战俘回到了祖国，他们手里拿着报纸，聚精会神地阅读。这些报纸或许带着战场的硝烟味，却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关怀。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对胜利的渴望和对和平的向往。尽管身体上受到了伤害，但他们的精神依然坚韧不拔。看着报纸上的每一个字，他们仿佛在与外界重新建立联系，了解着战况的进展和国家的动态。这一刻，他们不仅仅是伤病战俘，更是为国家和民族英勇奋斗的战士。报纸成为了他们与祖国之间的桥梁，传递着家的呼唤和国家的期望。
1953年4月10号，朝鲜那边停战谈判谈拢了，说是要互相送还受伤的战俘。从20号开始，咱们就开始换人。每天，我跟着代表团的车，从开城跑到板门店，就在那松柏牌坊后面等着。那牌坊上挂着块大红布，写着“回到祖国”几个大字，老远就能看见。没等多大会儿，美方的车就来了，两三辆大卡车，上面盖着帆布。车一停，挡板就放下了，战俘们开始下车。有的拄着单拐，有的拄着双拐，有的胳膊吊着绷带，还有的得让人扶着。咱们赶紧迎上去，喊着：“欢迎回家！”他们里头，有的喊着口号，有的大哭起来，还有的生气地把战俘营的衣服扔地上，还踩了几脚。这时候，几十个记者都围过来了，抢着拍照，闪光灯啪啪响，废灯泡扔得满地都是。战俘们下了车，离开了美军的残忍对待，回到了祖国，见到了亲人，眼泪哗哗地流。这都是真心话，控制不住。
从4月20号到5月5号，我们每天都跑板门店那边，总共接了1030人回来。每天接回来的人，我们都会赶紧送到开城边上的临时医院。到了医院，先登记、消毒，再换上志愿军的新衣服，接着就是全身检查、治疗，还得做各种化验。我们得确保他们吃得好、睡得香、休息够。吃的方面，给他们加营养，精神上也得让他们开开心心的。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往帐篷里跑（医院病房都是用帐篷临时搭的），找他们聊聊天，了解下情况。还告诉他们，有啥问题想找人说，随时找我们；有啥东西想给组织的，也交给我们。没过几天，好多人主动找上门来，说在战俘营里受的苦、挨的打。有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从战俘营里带出来的宝贝东西给了我们。他们在临时医院待个一周左右，就分批坐车回祖国安东，然后再换乘“卫生列车”去黑龙江松花江边上的大赉县和扶余县，继续接受治疗。
回到沈阳，我直接去了军区保卫部，跟那儿的人说了说这次任务的事儿。把我们在临时医院找他们聊的记录，还有他们从战俘营带回来的那些资料，一股脑儿都给了肖野副部长。里头有个《大事记》，特别宝贵，一页页写着他们从1951年11月8号开始，一直到离开战俘营，跟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怎么说的呢，就是他们怎么用国际公法、日内瓦公约这些法律武器，要求跟美国佬谈判；不让美国佬搞那个“自由遣返”的把戏；还要美国佬严惩打人凶手，反对政治迫害。还有啊，里头还讲了他们为了庆祝国庆节，在战俘营里头升起五星红旗，为了保护国旗跟敌人拼命的事儿。肖副部长听完，点了点头，说这次任务干得不错，让我先回医管局候着。
三、给受伤和生病的战俘做思想工作
我回到齐齐哈尔，在家歇了俩天，军区保卫部就找我，说让我带上管文件的同事去一趟大赉县的第26陆军医院。我到那儿的第二天，肖野副部长也到了，还带着秘书和干事，说是要成立个审查归俘的小组。没多久，中央又派来了几拨人，有作家组、记者组和医疗专家组。作家组的人挺有名，像胡风、罗烽、海默、刘大为这些大作家都在，胡风还是头儿；记者组是林林带的队，里头不光有全国各大报社的好记者，还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医疗专家组是从上海过来的，都是大医院里厉害的专家，我以前没怎么跟他们打过交道。
肖副部长交代我，把在板门店接收战俘那会儿搜集的文字资料和进帐篷听他们亲口说的情况，整合成一份详细的材料，然后交给东北军区政治部和总政。过了几天，我弄好了一份报告，标题是《病伤战俘初步情况汇报》，里面分了五块内容：第一块是病伤战俘的基本概况，就是些统计数据和他们刚回国时的想法；第二块是美军怎么管理我们被俘的志愿军战士，比如战俘营的结构、位置、还有变化过程；第三块是战俘营里的特务和他们干的那些事儿；第四块是敌人怎么给被俘人员搞反动宣传和硬逼他们“刺字”；第五块是我们地下党怎么领导被俘人员在战俘营里跟敌人斗智斗勇。这份报告肖野同志看过改过之后，就交给了军区和总政。后来作家组、记者组和医疗专家组来了，他们想知道战俘营的事儿，肖野同志就让我去给他们讲讲。我就照着这份报告，给各组都介绍了一遍，胡风还让白桦多复印了几份，给组员们当参考资料。
志愿军伤病战俘揭露美军残忍行为（田力拍摄）那些志愿军里的伤病战俘，他们勇敢地站出来，讲述美军对他们的恶劣行径。他们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与不甘，每一句话都是对美军暴行的有力控诉。这些战士们，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却不幸成为了战俘。而美军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同情与尊重，只有残忍的虐待与折磨。他们的身体受到了伤害，心灵更是遭受了重创。但他们没有屈服，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界揭露了美军的丑陋面目。他们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却坚定有力，让人无法忽视。田力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切。那些伤病战俘的面容，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讲述美军暴行时的神情，都被永远地定格在了照片上。这些照片，是对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美军残忍行为的有力证据。
战俘受伤后进了医院，按照军区的安排，上午专门留给医生和医疗小组，他们会到病房里给战俘们查体看病；到了下午，就是学习时间；到了晚上，则是看电影接受教育，这些电影有的是总政放的，有的是军区安排的，还有的是医管局的电影队播放的，他们都住在这儿呢。
教育进程可以分成下面五个简单步骤来实施：首先，得有个明确的开始，就是定好教育的大方向和目标。接着，咱们得把大目标拆成小目标，这样一步一步来，好上手也容易实现。然后，就是实际行动了，按照计划好的步骤去学习、去实践，别偷懒。在学习过程中，别忘了经常回头看看，检查一下自己学得咋样，有哪些地方得加强。最后一步，就是总结收获了，看看自己到底学到了啥，有哪些进步，接下来该咋努力。
一、给他们上爱国主义教育课，讲讲咱们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的辉煌成绩，还有老百姓们过的美满日子。同时，给他们播放相关的纪录片、故事片，时不时也会放些苏联的故事片给他们看看。
二、在小组会上，大家聊聊自己被俘的经历，还有在战俘营里是怎么做的，跟敌人斗争的感人故事。有啥想问的、想补充的，直接说，也可以揭发一些问题。或者，把这些写成材料也行。另外，作家组和记者组的同志会去各个小组采访，找人单独聊聊，收集他们需要的那些资料。
三、举办个吐槽大会，说说美军对战俘的那些狠毒手段。这时候，大家立场就清晰了，挨过整的人有得一肚子苦水往外倒；那些在战俘营里表现差劲或者动过粗的，现在就哑口无言，显得格外孤单；还有的人呢，自己主动站出来，承认在战俘营干的错事，跟大家道歉，求大家宽恕。
四、我们举办了一场追悼会，来纪念那些在战俘营里跟敌人勇敢战斗，最后献出生命的英雄们。会场装饰得很庄重，氛围很沉重。那时候，大家心里都很激动，会场里哭声连天，悲伤和愤怒的情绪达到了顶点。看到这样的场景，很多作家和记者都写了报道，发表在《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杂志上。
五、基于每个人的审核情况，我们给出了相应的政治评判，接着，根据这些评判和他们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处理方案。这一系列工作，直到1953年年底才算告一段落。那会儿，我并没有参与到给他们下结论和处理的事务中去，因为在1953年10月，东北军区保卫部打算办个保卫干部培训班，专门培训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的保卫干部。保卫部就把我调过去了，让我当培训班的副主任，专门负责这事儿（主任是肖野同志兼任）。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第四医院管理局。
五十九年一晃就过去了，这五十九年变化可真大啊。想想当年，我去板门店接回来的那一千多伤病战俘，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活着没？晚年过得好不好，幸不幸福呢？想想过去，再看看现在，心里真是有好多感慨。
